知识整理参考文献
- 《中国全史》
上古神话
中国文化评汇——《中国全史》总序
中国历史有不同于世界各国历史特别是不同于欧洲历史的种种特点。
- 特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数千年没有出现断层。孔孟传统、老庄精神，以及后来的佛学思想，彼此促进，相互借鉴，一脉相传。这种情况在人类文明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亦是独一无二。
- 特点之二：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历史性的分裂结局，最终总是走向统一。
- 特点之三：中国既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历史古国，但又从来不是一个宗教性国家。即使奉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它依然不是独有的。任何宗教存在的前提是不能伤害中央政权、妨害国家政务，否则就会必予以打击或取缔。
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是大陆文化。大陆文化的形成，需要 4 个必备的环境条件。
第一，它必须幅员辽阔，地域太小不行。
第二，它的周边环境应该尽可能处于封闭状态。
第三，必须具备比较充裕的水源。
第四，气候条件适宜农业的发展，太冷则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农不如猎。热带天气对农作的生长有利，又出现种不如采（例如印尼猴子）。
其次中国儒家文化在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农业文化的全面要求。
- 其一，推崇皇权，主张统一。这是儒家学说中重要的内容。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法先王说，所谓三纲五常。简而言之，就是君为臣纲，皇权乃万事之本。像中国古代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自然农业型国家，如果不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管理体系，是不可想象的。皇权不是中国人的爱好，而是中国历史的需要。
- 其二，天人合一哲学，有利于社会稳定。既然天人一体，皇帝之所以成为皇帝，就说明这是天命所在。
- 其三，性分三品，强调等级。地域如此辽阔的农业大国，必须建立中央集权制才能管理；而建立中央集权制，又必须实行严密的等级制才能保证皇帝以有效的方式控制如此巨大的国家机器，获得必要的行动效果。而儒家学说中的上智下愚及性三品说，正好为封建等级制提供了绝好的理论依据。人为三品：上品之人，不教而明，属于圣人一流；中品之人，教而后益，多数人都在此类；下品之人，虽教而无益，非强制其行为方可。而上品之人必得知书达礼，中品之人可以教而后成，所余下品，大多是平民百姓。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儒家学说，受到帝王的青睐。
- 其四，既重亲性，更重家庭。儒家学说对于家庭给予特别的重视。儒学立身的根本，一是作忠臣，二是作孝子。作为中国伦理文化基础的农业自然经济，其基本的生存单位是家庭，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家庭。唯有家庭稳定，国家才有安定。古代中国只要家庭不乱，无论碰到怎样的变化，必将很快走向安定状态，而且只要保住中国传统家庭的文化特性，则中国传统文化就不会发生断层现象。
- 其五，重视土地，不患贫而患不均。农业之国，最重要的财富莫过于土地，土地是国家之本。
- 其六，重农抑商，不准流动。以农业立国，必定重农。因农、商二者有冲突，农民得利比商人难，商人、权贵大量兼并土地，农民失业成为农奴、奴隶，流民，极大的打击社会稳定。
- 其七，重视礼教，倡导中庸。封建王朝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稳定，而封建家庭的稳定又有赖于严密的封建等级制，特别是男尊女卑，父尊子卑。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而轻理。
- 其八，克已复礼，以国为重。西方文化是主张个人本位的，而中国文化是强调官本位的，即强调官府所代表的整体性利益。表现在取舍安排上则国事第一，家事、个人事又次之，且“君子不言利”，个人利益在儒家眼里，是肮脏的东西。西方近代文化以个体为本位，因此，即便对某一个人的不公也可能酿成社会问题（黑人虐杀事件）。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相反，它最钦佩的乃是忍辱负重，提倡为着整体牺牲个人，甚至为比自己身份高、价值大的个人而牺牲自己。
第一个文化圈即体制，即国家政体。自秦开始，首创郡县制，从而形成真正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而后隋的贡献，一在最终确立三省六部制；二是创立科举制度，从而使中国古代国家体制出现第二次高潮。
中国古代政体，中心是集权，因为不集权即不能保证小农经济基础的稳定。
仕途，汉代主要是荐举制，即通过各种官方渠道向国家荐举人才。如魏武帝曹操，当初就是孝廉出身。但荐举的标准，主要仍是儒家学说。汉代官方规定的科目虽然不少，但还是以经为本。对儒家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就成为汉代知识分子入仕王朝的最好途径。这无疑对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有莫大好处。以至三国时期，汉献帝已经成为傀儡，但曹操、刘备、孙权都不敢贸然称帝，就是经学所造就的正统观念在汉末已有 400 年历史，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儒家学说的地位依然如故。明代干脆废除有关自然科学的考科，经典只认《四书》、《五经》，而且非朱熹所著版本不取；文章只认“八股”，思想极其禁锢僵化。
第二个文化圈，即由人口、耕地和亩产形成的文化圈。
人口、耕地和亩产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变化，但大体说来，它们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变化不大。
1 | ,总面积（亿亩）,人均（亩）,百斤亩产 |
第三个文化圈，即宗教、文学与习俗的文化圈。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很少参与政治，却很多参与生活。而且无论何种宗教一旦在中国扎下根来，就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之外，还有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不一定非与儒家学说相合，但大抵相合。大量文学作品，包括艺术性较强也包括艺术性很差的，对儒家学说的忠、孝、仁、义观念，充满了钦佩，宾服和赞扬，所谓听书看戏以正人心。诸如割臂疗母、死节殉夫的情节也时有所见。即使一些文学名著，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也有很深的旧文化的烙印。《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胜利了，宋公明就是皇帝，不能胜利，或者为寇，或者接受招安。《金瓶梅》有不少赤裸裸的性场面，但作者却不厌其烦，向读者劝善。《红楼梦》最有叛逆精神，但对“忠”“孝”二字，往往避开不谈。中国古代习俗，上至宫廷王室，下到寻常百姓家，内容自是无比丰富，但其主旨，还是与天人合一、敬神敬祖、合家团聚、忠孝节义、五谷丰登、民安国泰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旧时的红白喜事。上述三个文化圈，相互依存，彼此勾通，终于形成以土地——小农经济为基础，以皇权为中心，以礼教为思想规范的文化模式。
中国这样的集权大国，最惧怕冲击性，主要有 4 个方面：
- 第一，政权腐败。造成腐败的原因也有两个：一是专制制度，二是官僚队伍的恶性膨胀。遗憾的是，凡专制必腐败，而专制加腐败，又必然使官僚队伍恶性膨胀（马克思书说，当国家管理逐渐复杂，被一个专业的官僚团体控制，集权专制的政体就成为了外人看不懂、不敢说的暗箱）。
- 第二，自然灾害。小的自然灾害，或可自救，或可赈济；大的自然灾害必定产生大量流民。自然灾害加上土地兼并，就会发生大规模叛乱或农民起义。
- 第三，外力冲击。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和攻击。
- 第四，土地兼并。土地是封建王朝的立国之本，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依靠，而外力入侵、自然灾害、政权腐败更导致兼并土地，农民没了活路，只好变卖土地，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平衡的基础经济就被破坏了。于是天下大乱、改朝换代。但遗憾的是不管是改朝换代、外族入侵都无法改变地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中国文化仍然在庞大的惯性下恢复并不管统治者是谁，走向同样的兴亡递归。
中国的这种历史发展圆圈，在 1840 年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开一个无法修复的缺口。中国不断尝试摆脱农业经济的影响，走向了工业强国，但这也就意味着需要经济和市场的支持，否则工业的衰败和古代自然灾害、外族入侵的小农经济衰败无疑，也将携带新中国走向改朝换代。
中国目前相对历史是有进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改革相比秦、隋，更进一步的确立了精英领导（公务员选拔和务实干部）、内部民主（党内民主）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不合格领导人对国家的影响，共产理念天然的和历史上儒家文化一样克制着商业资本对国家的影响，且集权政治更是让政体可以集中力量，牺牲部分维护大局，让国家均能应对和解决自然灾害和外力冲击。可以说目前新中国最重要的危机变成了以下三点：其一是官僚体制腐败以及党内被私有制资本主义渗透隐藏着的敌对分子，即意识形态问题。其二是作为世界工业吸收大量农民的国家，对消费市场和外贸的强烈需求，即贫富差距和外部经济势力圈的需求。其三是自由、民主思想下，不再愿意国家第一，甚至不愿意组建家庭，在物质丰富的现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正在被瓦解。受新时代自由文化感染的人更多相信先个人、再家庭，最后国家，对分配制度感到不满。
远古暨三代政治概述
远古暨三代政治史包括远古和夏、商、西周时期的历史沿革、重大事件、代表人物、婚姻形态、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问题。
远古社会史
远古社会主要涉及中国地域远古人社会变化。
婚姻制度的演进是远古社会形态变革的关键因素。原始人群经历了氏族内部婚配、母系社会再到父系社会的发展，改变内部婚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近亲婚姻带来的子女畸形（《左传》所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形成母系社会的原因是因为子女往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随着部落生产力发展，男子逐渐成为了经济生产的重要支柱，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促使家庭的形成，婚姻关系较为稳定，女子变为从夫居。父系社会对于家庭单位中主要生产力的男子，能够保证其剩余财产可被其子女机车。在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已可逐渐反映部落、氏族权贵之间级别序列，以及与普通民众于财富、地位上存在巨大差异的礼乐制度，即奴隶制国家的表象出现。
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的活动范围遍及中国大陆。举世闻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陕西陈家窝蓝田猿人化石的年代大致距今六七十万年。公主岭蓝田猿人化石的年代，约在距今 80 至 100 万年之间。云南元谋猿人化石的年代较早，距今为170 万年。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的年代则距今 180 万年。旧石器时代初期，远古人类处于原始人群阶段。生存环境恶劣、生产工具简陋，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只能群体合作，共同劳动，导致生产工具和产品的公有，生产产品也必须平均分配。当时人们食不裹腹，衣不蔽体，也没有剥削和压迫。原始人群居局限于一定的规模。人数太少，难以应付恶劣的自然环境。人数太多，又不易获取足够的食物。大约以数十人结为一个群体，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各群体间很少交往，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原始人群的早期阶段，男女之间的性交关系是杂乱，子女只知生母，不识其父。
距今约十至二三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远古社会由原始人群阶段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妇女在氏族里居于领导地位，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重要特征。大约在距今 5000 年左右，氏族部落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在父系氏族社会里，男子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主宰，财产由确定生父的亲子继承，妇女沦为男子的附庸。生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是促使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的关键因素。其中农业、畜牧业以及轮制陶器等手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是母系氏族社会过渡为父系氏族社会的物质基础。男女社会分工的变化，使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除生儿育女之外，妇女仅从事纺织、炊煮等繁琐家务劳动。
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男子是经济生产的中坚，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因而他们在财产的分配上就具有较前为大的发言权。生产力提高，家庭单位在有剩余产妇的情况下，即产生了私有制，即出现了财产继承权的问题，因男子在生产劳动中发挥日渐重要的作用，属于他们的私有财产愈益增多，所以男子迫切需要改变以女性计算世系的传统观念，以确保财产由父系亲子继承。在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男子开始采用武力抢婚、交换婚等形式瓦解母系氏族。前者即通过战争等形式抢夺敌对氏族中的妇女作为自己的妻子，后者则是友好的氏族之间交换妇女或以财产支付妇女（聘礼习俗），这过程中逐步使得女性被财产化，由于从夫居，妇女得不到来自亲族的帮助，由于在生活中不是经济支柱，妇女只能作为家庭单位的附庸，由于男子在迎娶女子时向女子亲族支付补偿（交换女子或提供聘礼），使得女子丧失拒绝婚姻的权力，因为如果女子要求离婚，男子就会向女子的亲族要求赔偿。
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远古社会重要的的社会体制变化，妇女与父系制的斗争也就遗留在中历史习俗中，例如“哭婚”的习俗。女子在出嫁前十分痛苦，表示不愿意离开父母，也不愿去夫家生活。这实际上是对从夫居的控诉。
上古神话史
远古社会末期，黄河、长江流域出现了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典氏和有蟜氏是两个互婚的氏族，经长期繁衍，逐渐分化，遂产生以黄帝和炎帝为始祖的两个近亲部落，占据黄河中、上游地区，而苗蛮集团居于长江中游流域（今山东等地）。
此期间有两次最激烈的战争。起因是因为炎帝被蚩尤击败，于是炎帝和黄帝欲联合对抗蚩尤，由此开始第一场黄帝与炎帝之间争夺联合部落领导权的战争，最后黄帝取得胜利，统一了华夏集团，第二次则是黄帝击败蚩尤，其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到黄河下游流域，成为华夏和东夷集团共同尊崇的部落联盟最高首领。此时的部落联盟首领并非常职，对其他部落内部并无强的干涉权力。
古文言古史，必谈三皇五帝，此三皇就是指天皇燧人（发明了火）、人皇伏羲（教会人们织网捕鱼、制衣，发明了八卦）、地皇神农（教会人们种地、制作农具），此三者使得人类脱离远古生活；五帝则是指黄帝（统一华夏的共主）、颛顼（zhuanxu，改革历法）、帝喾（ku，定立节气）、帝尧（yao，测定四时）、帝舜（shun，教化民主，制定等级）。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包括黄帝、炎帝均可能并非指一个特定的人，而是指联盟部落中的某个部落，此时联盟部落首领主要还是有联盟大多数部落推选，采用禅让制。
由以上可知对于当时的人们，吃食和生活居是最重要的，而当时对于联盟部落最大的威胁即水患，整个华夏集团无数部落都是依靠黄河流域的水系为生。在帝舜的时代，大家推选出一名负责治水者，名鲧（gun，禹之父），其筑坝挡水失败而被处死，其子禹被要求继续治水（部落时期已有父业子承的习惯），大禹四处走访疏通河道，研究地理，划分了天下九州（豫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冀州、兖州），（相传三过家门而不入，但事实是大禹治水时其子启就跟在身边一起治水），成为新的首领，并制九鼎放九州，建立夏朝（禹治治水成功，声望极厚，此时联盟首领对部落已经有较强的权力，禹曾因一个部落首领迟到而杀之，部落之间不平等已经显现）。禹效仿先法，禅让首领之位给益，但益并无声望，而禹之子启因有声望而杀益，击败反对者有扈氏，众选为首领，建立家天下。
此时期已有子承父业习惯，之前的联盟首领也尝试传位子嗣，但往往声望不足。夏传启，有其功绩的原因，也因为在农业社会，需要稳定，而稳定的统治者可以减少部落之间的冲突征战，有利于华夏联盟集体的发展
国家制度的出现
夏朝建立
夏启王朝已设置军队、官吏和监狱，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启死后，其子太康即位。太康沉迷于游猎，不理国事，渐失民心。后羿乘机驱逐太康。太康与五个兄弟及母亲避居于洛水之北。兄弟五人因不得返国，乃作“五子之歌”，以发泄对太康的不满和悲怨之情。夏人虽拥立太康弟仲康为王，但实权仍为后羿控制。仲康死，后羿篡夺仲康之子相的王位，颠覆了夏王朝。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后羿代夏”。
后羿自恃善射，疏远贤臣，将朝政委与宠臣寒浞，自己终日在外游猎。寒浞早已垂涎王位，纠集亲信，杀死后羿，并烹煮其肉，逼迫后羿之子进食。其子力拒，亦被杀。寒浞自立为王，并霸占后羿之妻，生浇和豷。寒浞处心积虑，妄图根除夏王族后裔。浇成人之后，除灭收留相（太康兄弟）的斟寻氏和与之联盟的斟灌氏，相亦被杀。
相之妻后缗身怀有孕，逃归娘家有仍氏，生子少康。少康成人后，曾担任有仍氏的牧正。浇追杀少康。少康乃投奔有虞氏，娶其二女为妻，并任庖正。此时，他拥有一成的田地和一旅的奴隶。少康聚集夏人的力量，又联络夏的遗臣靡和有鬲氏，以及斟寻氏、斟灌氏的残余势力，最后消灭了浇和豷，终于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
平民是夏王朝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平民的地位虽高于奴隶，但是也深受贵族的压迫。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是社会的重要矛盾。平民意愿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夏王朝的安危。后羿之所以能篡夺夏王朝的政权，正是因为太康沉迷于田猎，失去了平民的支持。后羿“不修民事”，终日游乐，亦为寒浞所杀。此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在夏朝时，天子属于天下共主，其他部落或国家为属国。
夏朝存在了四百多年，一直持续到第17任君主，即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夏桀（桀）。桀自大好战，多次伐方国（夏王朝周边的部落和国家），将自己比做太阳，造酒池肉林，淫于妇人，不理朝政，喜骑人而行。商是夏朝的东邻属国。商的首领汤勤政爱民，商有取夏而代之的气势。于是桀命人软禁商汤于夏作质。商事夏千金、花女，而汤在桀面前也一再示弱，才使汤得以归国。汤归国之后决意奋而灭夏，因商修德，众诸侯归心，而桀失道，众诸侯均迎商汤解放。
商朝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族早期部落图腾可能是燕子，建国之后商人崇敬鸟类。商朝的建立离不开两个人的功劳，即商汤和一代名相伊尹（yi yin）。传言伊尹是厨师的儿子，虽身微但志大，因崇拜商汤而去商汤未婚妻家当厨师，被作为嫁妆进入商汤身边，并将治国与做法等同与商汤议天下大事，遂成商汤心腹，为商汤治世、灭夏出力。灭夏后伊尹任相，辅佐了五代商王，威望极高。商汤孙子即位时因颠覆汤之典法，被伊尹罚桐宫为商汤收效扫墓三年。证明了相对于君权的约束，以免国家因君主荒废朝政而废国。
商共传 17 世 31 王，历时 500 余年，其中第22任君主武丁统治的五十余年是商朝最强盛的时期。武丁从小在民间长大，知民间疾苦。当武丁即位时商朝内外交困，武丁三年未出政令，一出则名大臣寻梦中圣贤辅佐，得奴隶博说（任人不看出身）。而武丁妻妇好为商朝大将军，替武丁伐国超80余次，使得商朝领土不断扩大，开创商朝的盛世。
至公元前1046年，末代商王——商纣王荒淫无道被伐灭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商人迷信，凡事均先鬼而后礼，而商朝仕途极重出身，贵族把持上层通道，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国家权力被祭司和贵族瓜分，王无力改变朝局。商纣王是一个强硬的王，在位期间打破贵族对仕途的垄断，学习占卜，控制神权，减少人祭，终于独揽大权并征服周边小国，但也消耗了国力。商朝祭司和贵族为自己的利益与商朝东边的周里应外合，破坏商纣王名望并伐商朝。商纣王被告六罪，酗酒、不认真祭祀、听女人话、不重用亲戚而重用小人（身份低微的人）、自大（信自己有命在天）。
周武王替商朝祭司、贵族伐纣后直接踢开了他们，另立天下为周，宣告了自己天下共主的地位。
周朝
周族兴起于黄土高原的西部，曾受野人侵袭，遂迁至岐山一代西岐。周第三代周文王重仁义，礼贤下士，周虽渐强。商纣王疑有异心而囚周文王，周事财物释文王归国，文王欲反，更加奋而发展。文王死后其儿子武王姬发继承遗志，武王见时局混乱，先呼反意，具欲反者并与商朝内人里应外合伐商纣王，于公元前 11 世纪后半叶灭商，建立了周王朝。
周朝刚立，武王去世，其子年幼，为平朝局，武王弟弟姬旦周公出面。周公待人仁厚，求贤若渴，吃饭吃到一半听说有人自荐，于是饭也不吃、鞋也不穿跑去迎接。周公将商朝贵族迁都洛阳让其自治并重兵把守。并采用分封制将天下土地分封出去。即周王管诸侯、诸侯管封地的制度。周公一直辅佐武王幼子长大后还政。
一直到周朝第十二任君主昏君幽王即位，周朝天子势微已初现。此时周朝内有天灾外有强敌，而幽王仍在敛财。幽王为逗妃子褒姒笑，烽火戏诸侯，撤原来的皇后和太子，皇后娘家诸侯反，无诸侯营救，幽王死而太子即位新天子，为避戎寇迁都。由此东周灭而西周起。
东周时期，诸侯互相征战兼并，诸侯渐强并争霸，小诸侯宁愿听霸主的，而非听天子。至东周末，天下诸侯已群雄并起、礼崩乐坏，由春秋争霸而进入战国时期。
周武王灭商以后即开始分封。武王所封的诸侯，据《史记》的记载可知主要有四种人：一是功臣谋士，以师尚父为代表；二是兄弟，如封周公旦于鲁，封召公奭于燕等；三是殷商之后，主要是封武庚于殷；四是封古代圣王之后，如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等。
周公东征平定武庚、管、蔡之乱以后，又一次进行大规模分封。主要是在殷商故地封宋、卫两国，另外封叔虞于唐等。此后历代周王陆续又有所分封，但规模已远较周初为小。在周初分封的诸侯中，以姬姓贵族为主，其中又以文王、武王的直系后裔最多。例如，属文王后裔的诸侯国有管、蔡、郕、霍、鲁、卫、毛、聃、曹、毕、燕、邓、原、郇、郜、雍、滕等。属武王后裔者有晋、应、韩、邗等侯国。当时的封国很多，具体数字目前已不可知。《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荀子?儒效》云：“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实际上当时的封国也许远不止七十一个，《吕氏春秋?观世》有“此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的说法。可见，西周封国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周初封国主要是周天子的子弟、同姓和戚属，带有明显的氏族社会的痕迹。但周代毕竟已不是氏族社会，其分封的主要目的是以血缘关系的纽带来加强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图对全国实行更有效的统治，而血缘关系则要服从于政治关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①。